我们选择相信中国，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挫折中前进。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我们不可能再回到那些所谓社会精英人士所担心的环境。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以螺旋式上升，但是，每一次回撤的低点都会比上一次的高点还要高。

短期的困难，往往让我们把它想象成为长期。我们总是假设现状总是不变，或者对我国不了解——确保党长期执政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所在，其他都是可以与时俱进的，都是可以改革开放的，这也是中国40年来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根本原因。如果对这一点不了解，那么，有可能导致所有的预测都是错误的。即使在抗日战争年代，红军也是可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的。

任何事物都是在试错中前进，上海疫情防控本身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事物。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值得大家深度思考。

最近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出现惨淡的下跌，人民币汇率出现急剧贬值，与2018年当时的氛围极为相似，除了对亏损的恐惧和羊群效应之外，这个时点仍在卖出中国股票的人就是选择相信中国崩溃，选择相信国运将堕入深渊，这些拥有大量资金和掌控大量资金的人毫无疑问都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人士，否则，即使卖出股票，他们的判断就算是对的，拿在手中的人民币又有多大价值？

出现这些反常现象的原因也极为类似：对疫情防控模式出现前所未有的推导和想象，最终导致对国家前途的怀疑，2018年是对供给侧改革和国家重大法律修改的担忧；对俄乌战争有很强的代入感，感觉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会是中国，2018年是对中美技术战和贸易战的担忧。

由于能够主导股市和外流的资金主要掌握在所谓的社会精英人士手中，本质上是他们的判断导致这样行为的发生。我们坚信，这次他们可能又错了。

时代伯乐认为，本次股市下跌和人民币汇率贬值与财政货币政策等因素相关性不大，更多是所谓社会精英人士对国家信心的担忧。

我们选择相信中国，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挫折中前进。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我们不可能再回到那些所谓社会精英人士所担心的环境。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以螺旋式上升，但是，每一次回撤的低点都会比上一次的高点还要高。

我们来看看国内精英阶层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从历史寻找线索，时代伯乐发现，在一个国家前途及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精英阶层往往错判。

——当年大明王朝即将崩溃，很多有钱人和读书人选择相信李自成，认为李自成是国家的希望，而不是明朝，让他们捐款共同抗敌，几乎没有几个人愿意，即使是崇祯皇帝的国丈也只是象征性捐款。最终，李自成把这些人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精英阶层认为中国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3个月内中国必将熄火，强大如法国在德国的炮火中撑不到40天选择投降，中国在山穷水尽中坚持8年屹立不倒，最终迎来胜利。

——1950年抗美援朝序幕拉开，这也是中美最近一次的战争交锋，新中国对于是否要卷入另一场战争，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抵抗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精英阶层心怀极大恐惧，毛主席敢于果断决策，当机立断挥师出兵朝鲜，结果，美国最终退至“三八线”，没挣得实际好处。

——1978年改革开放，在打开国门后的政策鼓励下，留学潮涌现，然而学有所成的知识精英人士“逃离苦海”后，在看到中外巨大差距后透露出对中国当时未来的悲观，大多选择留在国外。然而他们未曾想到，20年后，“海归热”取代“出国热”。做空中国40年，与巨额财富和事业成就擦肩而过，不再有任何心理优越感，反而希望国内的人不要过上比他们更好的日子。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精英阶层为此彷徨，认为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而纷纷移民。但21年回归之路走来，背靠内地，香港走出亚洲金融危机，享受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红利，非但没有沉沦反迎来超预期的第二波繁荣。

——2001年中国入世，入世前夕精英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产业没有竞争力，并预言中国各行各业将受到对外开放影响的冲击空前，事实是中国抓住发展机遇，打破种种悲观预言，全面崛起，并迅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强国。

——2018年中美贸易战和技术战时，当时很多人也是非常悲观，也觉得中国将很快被击败，但是4年过去了，中国不仅没有被击败，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将美国擅自征收的关税几乎都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成为美国通货膨胀创40年新高的重要推手。

与此同时，华为不仅没有倒下，仅仅是略有受伤。整个中国掀起自主创新的高潮，国产替代加速进行。

历史不是简单地重复，40年看空或做空中国者损失惨重，过往种种证明了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精英阶层曾多次看错。

历史也总是惊人地相似，目前来看，精英阶层尚未对疫情防控进行深度分析，而是出自于惊慌恐惧与本能反应，想当然认为必定会出现他们所认为的结局。时代伯乐的观点是他们的悲观论断有可能再次出错。

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历史一再重复，每次“中国崩溃论”最终都崩溃了。

自从中国决定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看空做空中国经济的理论就从来没停止过。据专业人士整理，较早的“中国崩溃论”出现在1976年，那时候中国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解脱，一切百废待兴，当时有种论调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必定在5年内崩溃，从此以后每隔5年到10年，中国崩溃论就会出来冒个泡，简直成了几年一次的“例行发作”。

《福布斯》杂志网站曾发表过知名财经评论员埃蒙•芬格尔顿的专栏文章称，西方国家不断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却没有一次应验，其中有四次对于中国“崩溃”的预测比较出名：

第一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面对当时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中央决定放开物价。随着价格闯关，1988-1989年两年全国各地通货膨胀率高达18%以上，同时伴随着严重的商品供应短缺和物价上涨。

随后，中央出台了一些稳物价、保民生的措施，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很多领域向民资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物价逐步走向市场化道路，到20世纪末，中国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已经实现了市场配置，危机迎刃而解。

第二次出现在1998年。当时东南亚各国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血洗”泰铢之后转战香港。当时香港刚刚回归，国家决定动用千亿外汇保卫香港资本市场，同做空资本展开拉锯战并取得胜利，索罗斯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大失败，从此对中国耿耿于怀！

在此危局下，中国政府力挽狂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是维护亚洲地区整体金融稳定的重要决定，同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推动房地产市场起步，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使中国逐步度过这一危机。

第三次出现在2008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再度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股市从最高的6124点滑落到1664点。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言论又一次盛行开来：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2011年发表的著名“唱空中国”的文章——《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中，他认为，“在当前真的经不起任何危险点的世界经济中，中国正在作为一个危险热点出现。”

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保民生的社会政策，果断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201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历经三十年飞速发展，中国在第二季度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波“中国经济崩溃论”不攻自破。

第四次出现在2018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对中国展开贸易战，之后又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一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战，叠加当时的经济换挡和去杠杆，当时国内外一片悲观绝望的氛围，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中国港股和A股也是屡创新低！

但是，在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和推动自主创新的改革下，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倒下，反而与全球的贸易大幅度上升，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尤其是绝大多数出口美国的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关税几乎全部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导致美国通货膨胀指数大幅度上升，特朗普的中贸易战基本失败！

因此，有人调侃道：“经济一直‘被崩溃’、速度从没被超越。”综合这些观点和提出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崩溃论”的侧重点经过了一个由政治崩溃向经济结构崩溃的演变，再到现在的股市崩溃和人民币汇率崩溃。

这些“崩溃论”的动机各不相同，其中利益勾连太多，有买空卖空连接着的巨大投机利益，当然也有以夸张噱头捞取政治和舆论资本的拙劣伎俩等等。

一切也正如马克•哈特所说：“世界已经变了。”而且非但世界在变，中国也在改变。有独立精神的经济学家中，大多数人都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洞察鞭辟入里，但他们忘了，中国正在改革，而且我们相信并且会去证明，这些问题会在改革中迎刃而解。

不到四十年时间，中国经历了西方世界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但那些经验、制度和技术能不能用，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去摸索、试错。尽管如此，克鲁格曼仍然说：“中国让我感到恐惧，倒不是因为经济决策错了什么的，而是因为他们敢于采取大胆而具有长期眼光的战略”，中国发展的事实让这位长期唱衰中国经济的老兄也不得不承认：“未来还是属于中国的。”

为什么这些社会精英人士，甚至是西方国家都在关键时候会出现判断错误，其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1、绝大多数所谓社会精英人士都是同一通道认知的优秀人士，但是他们特别不适应第二通道的转换。

这些社会精英人士都是对现有世界认知的变现，但是，世界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我国治理模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大人物本身也在发展变化。

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内心有一个假设：昨天发生的事情，只要条件类似，今天依然会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生活在连续性假设之中。越成功的人，其连续性假设也越强，也更难以改变。年龄越的人，也会存在这样的现象。

但是，现实世界是非连续性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众所周知，外力是改变物体运行的根本原因，当一个国家、一个团队如果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本身是会发生改变的，这个时候，往往意味着第二曲线的开辟，或者是第二通道的形成。

也就是说，一个相对弱小或者过去被人看低的国家或者人物，如果其自身意识到问题的话，他们自身的调整变化是必然发生的。

2、既得利益者是最不愿意打破其现有格局的，内心也极为抵制。

无论所谓社会精英人士还是西方国家，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都是希望过去或者现在的格局不要发生变化。

而之所以出现重要关头，就是意味着变化的发生，变化不是他们的预期与愿望，有时候，甚至是认知的傲慢。

比如说，选择出国留学并选择长期移民境外国家的人士，肯定希望其自身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40年改革开放，选择在国外发展，本质上就是做空中国，而这40年恰恰是全世界发展最好的国家。

这个时候，其矛盾的心理决定其必然认为所谓西方国家会更有优势，中国不可能赶上并超过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

3、越简单，越原始，越具有决定性，越高级，越复杂，越具有动摇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是绝大多数老百姓，而不是脚底抹油的所谓社会精英人士。

正如俄乌战争，很多人担心俄罗斯卢布贬值一样，其实，最终决定货币购买力的是该国家商品的提供的能力，在商品提供能力中，提供基础商品的更具有决定性，结果，俄罗斯反制的手段就是断供天然气和粮食。没有手机和电视机，影响生活水平的高低，但不影响生死，但是没有粮食和天然气，人是会饿死或者冻死的。

俄罗斯反制的结果是卢布汇率重新回到战前水平，这极大地颠覆了所谓社会精英人士的判断。

一个国家更多是基础人群，其发展变化也是由基础人群决定，只是需要有人引导而已。

1937年的抗日战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内心不愿意接受日本的奴役，这样的人更多是基础人群。

所以，当时的中国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意志决定的，只要有人去引领并获得适度援助，最终中日两国对比的就是意志坚定人员的对比。这恰恰是基础和底层的对比。

4、熵增定律在起作用。

封闭的体系会产生熵增，最终一定会导致系统走向崩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在进行反熵增的操作：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定期和不定期进行系统性梳理和系统外做功；采用当代最为先进的技术成果。

反观过去一直成功的事物或者制度，只要不再进行迭代和完善，也最终走向落后或者崩溃。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就是一个几十年没有进行优化的制度。

整个我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前进的历史。随着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这一节奏越来越快。

最近40年中国先后有多次移民高潮，都是出现在对中国发展前途怀疑的时候：80年代国门打开；97年香港回归之前；2012年换届之年；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及供给侧改革阶段。

现在再次出现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上海疫情的防控引起很多联想。

但时代伯乐坚定相信，对任何一个事物的认知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新冠病毒3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毒性不断下降，今天的新冠病毒已经不是3年前病毒，甚至连新加坡这一华人治理最好的城市国家都不再把这个病毒当成一回事，但是，任何一个事物形成共识都是需要时间的。特别是，过去越成功，改变越难。中华民族在人类5000年农业文明时代，是全世界最为成功的，但是切换到工业文明的难度就是最大的：泱泱中国怎么可能认可过去远远比中国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这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迫切换到工业文明时代。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是信息文明时代，很快各种信息都将传播到各个角落：防控疫情的次生影响和副作用是什么，与采取新加坡模式相比的危害性；是否有某些既得利益者在夸大新冠病毒的危害。

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国家在经过比较和衡量，一定很快有更为科学的对策。

作者： 时代伯乐

来源：文章来源于混沌学园 ，作者混沌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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