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如今，这一优势正在加速消失。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进了工厂也不愿意长待，工厂则不停地招聘，以短期的高工资吸引工人，却进一步提高了年轻蓝领的流动性。如此循环，工厂用工成本抬升，工人也失去了实现职业进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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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当工人」

记者｜张从志

主动选择做“临时工”

小华找到一份新工作，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这是一家在苏州工业园区做显示屏的外资电子厂，早8点到晚8点，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合同签两个月，工资日结，每小时24块钱。小华知道，眼下的4月是生产淡季，这个价格还算可以。现在，小华坐在一个塑料凳上，等着接他去工厂面试的车。

在他的四周，都是劳务中介店，上午正是最热闹的时候，没找着工作的人四处走动，找着工作的人就坐在店外的凳子上，三三两两，或者说笑，或者沉默。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敦煌路上的联丰广场，正因为这些扎堆的劳务中介公司，人气增加了不少。在商场的一楼，大部分门脸被中介占据着，这些店面积不大，摆上几张桌椅后，人就得往外挪。店里除了招聘信息，也提供材料复印、免费拍照、行李安置等服务。

龙哥是给小华介绍工作的中介人员，他看上去40多岁，中等身材，微胖圆脸，和小华隔着一张简易桌站着。桌上放着一沓A4纸，龙哥示意我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把A4纸往我面前一推，然后低头继续看手机。

纸上密密麻麻印满了工厂的招工信息。苏州本地的工厂以电子厂居多，它们的招聘信息大多简短，除了年龄、工资待遇、上下班时间外，会再额外备注几条，比如要穿无尘衣，有文身、烟疤的人不要等等。也有周边地市的工厂来这里招人，这些工厂通常会多费些笔墨，比如一家无锡的电动车厂，要找18到38周岁的男女普工，承诺第一个月保底工资6000元（28天班），第二个月7500～1万元，要求最少干三个月，也可以长期干。这家工厂用来吸引人的条件是：“站立式工作，人性化管理，主要工作是组装电动车，一人一个岗位，上班可以听歌，只要不耽误干活儿就可以”，以及“免费两顿工作餐，吃饭时间都是半小时”。

“现在人不好招了。”龙哥眼睛盯着手机屏幕，嘟囔了一句。小华没接茬儿，他还在盘算着，“一个月300个小时，两个月就是600个小时”，按每小时24块钱计算，两个月后他可以拿到1.44万元，扣掉税以后，到手的钱也足够让他满意了。

据官方统计数据，“90后”“00后”新生代工人已经成为工厂蓝领中的主力军（黄宇 摄）

小华是甘肃人，2000年出生，瘦瘦的，声音纤细，穿运动服、运动鞋，脸上戴着一个大了一号的口罩。虽然年纪轻轻，但他的工作经历可谓丰富。他对如何售卖自己的劳动力很有一套，知道一年当中什么季节工价最高，什么季节最低。他还知道，“工厂一般是在初七复工，那会儿进厂非常好进，只要你去，不用面试，直接上”。

今年大年初一，小华一个人开着车从甘肃老家到了苏州，进了他一直想去的“京东方”。“那边工资待遇、吃饭啥的都好，还有半小时的抽烟时间，一天给你算4个小时的加班时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穿无尘衣，那衣服把人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而且很多是上一个工人穿过的，味道很大。几天后，小华就浑身起红疹，他选择了离职。小华现在找工作时给自己加了一条准则，就是不穿无尘衣。他刚找到的这份新工作符合这一条。

小华初中毕业后去了职校，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还在工地做过小工，只干了一周，他就溜了。他换了很多份工作，如果电子厂不算，里面没有一份能和他学的计算机专业扯上关系。小华无所谓，他本来就是“混个毕业证”。龙哥接待的求职者里，像小华这样的中职生很多，大专生或者本科生也不稀奇，因为反正他们都要去生产线。“一些工厂反而不喜欢学历太高的，觉得你一个本科生来做普工，不稳定。”可问题是，他们做的本来就是临时工，用小华的话说就是，“干不爽可以随时撤”，哪有什么稳定可言。

在龙哥推过来的那沓A4纸旁，还有一张详尽的工资单，被人摸来摸去后，纸的边缘已经起了毛。上面记载了五六十个工人的工资收入，全都有名有姓，排在第一位的人姓肖，似乎是个男性，他那个月的工时最长，达到了344个小时——这意味着，如果不休假，他每天工作的时长接近11个半小时——他当月的工时工资为7224元，另外还加了15个夜班，得到338元的额外补贴，扣除工伤保险和个税，实发工资为7436.64元。排在最末尾的人姓武，是个女性，她的工时是332个小时，夜班数量为14个，那个月她能拿到手的工资是7170.86元。

小华说，上面的人都是临时工。他还说，干临时工比正式工划算，不用交社保，到手的工资更多。他不知道的是，在现有的《劳动法》框架里，已经不存在“临时工”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非全日制员工”。但根据后者的法律定义，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能超过24个小时。显然，大部分工厂都做不到这点。

不管怎样，在2021年4月初的这个上午，小华半小时内对我有了信任。他试图说服我和他去一家工厂，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自己在联丰广场附近租的那个单间腾一半给我，相应地，8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也能让我分摊一半。这个计划的确不错，我找不到别的理由拒绝他，只好跟他摊牌，其实我不是来找工作的。

位于金鸡湖畔的苏州工业园区，自1994年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工业园之一（视觉中国供图）

在工厂密布的工业园区内，有四五个联丰广场这样的劳务中介聚集地。因为园区的电子厂多，对求职者的年龄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来这里找工作的年轻人居多。不过说起年轻人，龙哥忍不住抱怨道：“他们往往都是又想工资高，又想工作轻松，一个大男人，不能站着工作，不想上夜班，不穿无尘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且他们往往看得比较短，今天做今天就想拿到钱，就跟网上说的‘三和大神’一样，反而正式工没人愿意签。”龙哥指责的人里，当然也包括小华。不过，小华并不生气，他眯着眼睛笑着，也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来接工人的车到了，有人叫走了小华。我慢了几步，再跟出去时，只看到停在路旁树荫下的几辆微型面包车，有人在树下拿着身份证挨个儿点名，被点到的人一个个往车里钻。我没看见小华上的是哪辆车，如果龙哥说得没错，面包车应该会把小华拉到工厂门口，他就在那里接受面试。

这样的面试过程极为简短，除了核对身份，看一下肢体是否健全，可能还会让他辨认一下英文字母，做几道数学题。不出意外的话，当天下午，小华就可以上岗了。7天后，他将会拿到自己的第一笔工资。

工厂缺人：供需关系早已倒挂

何建对自己车间里的年轻人既有点不满，又无可奈何。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做一天算一天，没我们以前干活儿卖力，也不好管理，你说话他根本不听。”但何建希望多一些年轻人能留下来，因为工厂现在的问题是，临时工的比例太高了，车间几乎每天都有人离开，人事部不断地补充新人进来，非常影响生产的稳定性和效率。

43岁的何建，是“天佑电器”的车间主管，他已经为这家工厂工作了15年。他的经历体现了一个工人有可能的晋升之路，虽然多数工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在一家工厂走完这条职业发展之路。何建有着长脸形，留短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一点儿。他管的车间有6条产线，都是装配线，一共有200多个工人，但只有五六十个是正式工，其余都是像小华这样的临时工。“如果一条线都是正式工的话，一天能做1500台。如果用临时工的话，起码少两三百台。正式工不管换线、拿料，各方面都更熟悉，动作更快。”何建告诉我，工厂每天都会给每个车间下发生产计划，如果完不成，车间主管就要负责。当特别缺人的时候，何建这个主管也得上产线。

在天佑电器的生产车间，穿休闲服装的临时工和穿工装的正式工在一起工作，临时工的数量已经超过正式工（黄宇 摄）

1978年出生的何建是山东临沂人，读完初中后，学过泥瓦匠，后来又学了木匠，跟着村里人给人盖房子、做木工，工钱最低的时候一天才5块钱。1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出远门去连云港打工，在工地干了半年，老板没发工资就跑了。后来，他又到了江阴的工地干木工，从三楼摔到了二楼平台上，虽然只擦破了皮，但从此不敢再上房顶。

于是，2005年，何建跟着老乡到了苏州。他在苏州进的第一家工厂是一个塑胶厂，也是中介介绍的，但因为气味太大，他觉得对身体不好，干了一年就辞职了。2006年，何建进了刚成立不久的天佑电器，当时的厂房还在苏州高新区。干了两年操作工后，因为表现好，何建被提拔为班组长。何建在厂里爱琢磨，有新机器到了，自己主动去看操作指导书，很多东西别人搞不懂，他一上手就会了。这可能多少跟他学木工有点关系。后来，他被调去做维修工，拆修问题机器。再过几年，他升为副线长、线长。2017年，何建当上了车间主管。

这条职业晋升的路，何建走了11年，给他带来的回报是，月工资从最初的1000来块涨到现在能有1万元上下。他获得了作为主管在车间里的权威，但也有着比普通工人更大的工作压力。

天佑电器的厂长周智国和何建岁数一样，他是苏州吴江人，从江苏大学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后，先到外资企业摸爬滚打了一阵，可算是在外资工厂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职业经理人。但是如何招到工人，是身为厂长的周智国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如果能帮我们拉来人，一个工人能够返费一两千元，甚至高到三四千元。去年特殊情况下，工厂实在招不到人，返一万块的都有。”周智国抱怨说，现在招聘的成本越来越高。

缺人，在一些季节会蔓延至全产业链，一家工厂工人短缺，很可能造成整条供应链的肠梗阻。这种情况在去年疫情之下不断上演。“我们招不到人，供应商更招不到人。一个吸尘器有100块料，上游哪一块料供不上，下游就没办法生产。旺季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派工人去供应商那里帮忙生产，疫情时我们甚至在自己的厂里做起了开关。”周智国的工厂主要做组装，这几天春季产品生产刚刚结束，整个工厂还有1500多人，比高峰时少了两三百人。

天佑电器是科瓴集团旗下的子公司，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北部、阳澄湖南岸，主要生产吸尘器和园林工具。他们的产品主打海外市场，虽然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但在欧美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我去探访了天佑电器，在那里看到，工厂的生产线上有不少人都穿着自己的衣服，和旁边穿工装的人形成了两个群体。而没穿工装的人就是小华这样的临时工，一般只做两三个月。

2月27日，求职者在苏州一场招聘会上与招聘单位洽谈（王建康 摄/ 视觉中国供图）

按理说，像天佑电器这样的以组装线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使用临时工似乎并不全是坏事。我在工业园探访的另一家工厂，是生产空气净化器的贝昂科技，也是主打海外市场，它的人事部负责人告诉我：“临时工不需要工厂承担社保等费用，虽然他们到手的工资可能比正式工高一些，但实际上平均一个工人可以给工厂节约5%～10%的成本。”贝昂在苏州的工厂只有200多人，以组装为主，技术含量不高，工艺和工序也相对简单，容易上手，所以用临时工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据了解，贝昂的工厂里，临时工和正式工的比例现在是2比1，一个正式工配两个临时工。

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面。一位在头部人力资源公司负责招聘的经理告诉我，大部分企业都希望自己的员工做的时间越长越好，短期工只能临时应对一些暴增的订单，但是暴增过后，工厂还是需要一部分人留存下来。“这涉及到工厂如何规划临时工和正式工比例的问题，每个工厂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生产特点制定一个合适的比例，但现在的劳务市场让很多企业没办法好好规划。”

招不来和留不住

我所看到的制造业工厂缺人，并不只是发生在苏州工业园。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其实已经是中国制造业工厂内广泛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面来看，一面是招不到人，另一面是留不住人。这两个方面虽然互有重叠，但揭示的问题是不同的。

招不到人，引发的问题是劳动力都去了哪儿？从一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9.25亿人，从2012年开始下降，在2011年的基础上减少了345万人，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此后每一年，劳动人口规模都在大幅度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2015年减少487万人……有研究预测，到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在8亿人左右。而其中的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的数量下降最快，从2008年到2019年，全国16～20岁与21～3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数量，分别从2412万人与7957万人，下降到582万人与6717万人。

人口红利消失是一个大背景，还有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原因就是“服务业抢人”。随着前些年数字经济的兴起，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入服务业。年轻劳动力更愿意去做外卖员、快递员、主播，而不是进入工厂，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不同口径的统计数据表明，近几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万工人流入外卖、快递行业。

“年轻人更愿意去跑外卖，不只是出于收入的考量，其实也是想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他走进餐厅也好，每天和顾客打交道也好，包括他使用的工具等等，都是更接近城市生活的。而且他在空间移动上更为自由，这种自由是工厂无法提供的。”Boss直聘研究院院长常濛提醒我，工厂沿用的还是100多年前发明的泰勒式工作制，其经典特征就是把工序拆解得极其明确、极其精细，每一个环节都要保证效率，追求质量最大化，错误最小化。这注定它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对人进行严格控制，身处其中的工人就会产生一种被疏远、被异化的感觉，而新生代在社交和情感方面的需求又比上几代人要强烈得多，所以很多年轻人在工厂和外卖员之间选择了用脚投票。

但如果只是怪罪服务业抢人，在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会长、英格玛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庄志看来，也并不可取。“制造业的人员流向服务业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关键是制造业如何提升自己的就业吸引力。”

英格玛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庄志（黄宇 摄）

前不久，庄志参加了苏州高新区一个大型企业座谈会，会上有十多家苏州高新区用工规模较大的企业。“我听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都在跟政府抱怨找不到人，但很少有企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招不到人呢？是不是跟你自身的吸引力、岗位竞争力弱有关系呢？大家以前都习惯了大进大出，需要人的时候就拼命招，不需要人的时候就无情地把工人淘汰掉，根本不关心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对这样的企业，员工当然是没有忠诚度可言的。”庄志认为，企业除了要想办法拓展招聘渠道外，也要思考如何改善工作环境，包括后勤保障、人文关怀等等，要帮助员工学习成长。

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人招过来后，工厂怎么留住人？在天佑电器的车间主管何建这一代工人里，因为人比岗位多，工厂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何建早先家里穷，兄弟姐妹多，一大家人都挤在一间房子里，他出来打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多赚点钱，回家盖个新房。在厂里，他做事认真，加班无怨言，本来也和其他工友一样，想的也是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但这一干就是十几年，越干越觉得不可能回去了。

在天佑电器，临时工如果转正能获得1000元奖励。何建在产线上看到干活儿麻利、头脑灵活的，也会说服对方留下来。他通常会这样讲：“干正式工更有保障一些，从长远来看，加上‘五险一金’，收入其实更高，干好了，你还能往上升班组长，搞管理。”但这些话往往没多大效果，大部分“95后”和“00后”年轻人都不会留下来。

因为年轻人算的是这笔账：干临时工一个月能到手六七千元，正式工扣掉社保只有4000元左右，至于“五险一金”，眼前用处不大，退休的保障以后再说。即使从长远来看，像何建一样在一个厂里待上十几年，一路爬到了车间主管，年轻人会觉得那又怎么样？在他们看来，何建仍然是个打工的，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苏州租房住，退休后只能回老家。

另一边，其实很多工厂的心态也是复杂的。虽然招聘成本提高了，但在流水线上，工人的可替代性还是很强，这一点不会因为工人稀缺而改变。只是在现在的自动化条件下，这些岗位用机器来替代的成本仍然比用人工高。待到哪天机器成本比人工成本低了，这些没有独特技能的工人，并不会是工厂争夺的对象。要让工厂如庄志讲的那样，把工人当宝贝，真正改变对待工人的态度，在当下似乎并不现实。

技术工人的缺口近年不断增大，但年轻人从事技术工作的意愿却减弱，职业学校面临生源不足的压力（黄宇 摄）

于是在制造业的人力市场上，情况似乎变成了现在这样：工人不断换厂，工厂不断换人，工人没有时间和耐心去沉淀经验和技术，工厂则失去了生产效率。而工人流动性越强，工厂用人的成本则越高，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既会给制造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又会阻碍蓝领工人自身的职业成长，正如常濛所说：“新生代的蓝领群体流动性很强，虽然从宏观上看，人力资本的流动是一件好事，也代表着他们不断地在寻找新的机会，但问题在于，他们的流动目的性不强，地域、行业都跨得很厉害，岗位跨得更厉害，但都是在同一层打转转，很难实现突破。”

高级技工缺口，即使年薪50万

如何让劳动力的流动变得更有质量？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对于工人个体而言，如何让自己在职业中的不可替代性变得更强？如果你是一名蓝领工人，留给你的通道有两条：一条是管理，像何建那样，从操作工一路往上走，升到车间主管；另一条路就是精于技术，从普通的技术员变为技术骨干、高级技工。也有个别的出类拔萃者，能够创业成功。

高建刚走的就是第二条路。他是苏州人，出生在阳澄湖边的农村。2000年9月，他从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简称IVT）精密工程系毕业，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第二批毕业生。那一届共有213名学生，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其中有8人因为成绩排名靠后而被学校仿效企业实行的末位淘汰制淘汰。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校友高建刚（黄宇 摄）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于1997年5月2日成立时，是带着现实而紧迫的任务的。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外资企业带着资本、设备和技术源源到来，外地农民则自发或者有组织地来到苏州，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但当时工业园区周边没有什么学校，外资工厂过来后很缺技术工人，在中新两国总理的推动下就创办了我们学校，当时在园区里，我们就成了技术人才主要的供给方。”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助理、党委副书记王寿斌说。

毕业时，高建刚放弃了几家外企的邀约，去了一家民营企业担任技术员。他学习的精密加工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前卫的专业，因为工业园的财力支撑，IVT引进的设备、使用的软件很先进，许多工厂都没有。当时他去的那家公司正好买了这套软件，高建刚一去就可以直接上手。几个月后，他转去了新成立的合资公司，从技术员、工程师，一路升到了车间主任，被公司作为技术骨干重点培养。一年多以后，他当了经理，负责公司的整个模具加工业务。那时候，他刚刚毕业两年，当他的同学在别的工厂里一个月拿1500元工资的时候，高建刚的收入甚至比公司副总裁还高，一个月能有七八千元。

“我们副总后来跟我说，他为什么会愿意付这么高的工资给我，原因很简单，因为没多少人懂这些价值几千万的设备。我一走，这些设备就动不起来，他去外面再找人也很困难，所以只能用我。”高建刚说。

高建刚是他们那届学生的校学生会主席，他说，在他认识的同学里，基本没有混得很差的，年薪大都在50万元开外，在苏州有房有车。他们的上一届，也就是IVT的第一届毕业生，总共有72名学生，机电工程系有一个班毕业后全部成功创业或成为企业总经理，被称为“总裁班”。在IVT的毕业生里，高建刚是第一个创业的。那时候他毕业才两年多，从那家合资公司出来后，2002年，他以技术入股的形式跟他人共同创业，并担任了总经理。有了一定的积累后，2003年，高建刚回了工业园区，创办了自己的模具加工厂。后来，IVT搞校企合作，高建刚接受学校的邀请，把工厂搬到了学校里，使用学校提供的厂房，也承担学生的实训任务。到2009年，高建刚的工厂已经扩张到80多人的规模，成为多家大公司的供应商。

“那个时代确实给了我们机会，但我觉得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机会，就看你敢不敢去冒风险，能不能吃苦。”高建刚说，有的机会，他抓住了，但有的也没抓住。2009年，因为IVT要搬迁到新校区，高建刚的工厂只能临时找地方。那时正是苹果手机推出市场的头两年，模具行业迎来大爆发。但因为搬迁，工人流失，产能上不去，高建刚丢掉了一笔上亿的大订单。而那一批做模具加工的企业，有不少在那几年迅速崛起，有的已经上市。这是高建刚创业生涯里留下的一大遗憾。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黄宇 摄）

眼下，高建刚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因为招不到技术工人，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设备闲置一旁。他的工厂慢慢恢复到了搬迁前的规模，现在有80多个工人，每年的人力开支在800万元上下。据他介绍，按照现在的工资水平，一个从事精密加工的技术工人年薪基本都在10万到30万元之间，顶尖的工人可以拿到50万元以上。尽管薪酬水平不低，但高建刚还是招不到人。“招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不一样，你要去面试他，看他的技术、经验怎么样，之前干过哪些厂，适不适合这个岗位，而且还要看你给的工资能不能把对方挖过来。”

我采访过的不少HR和工厂主都说，其实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能拿到高薪的技术工人，它的难度系数可能并不比“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低。而且技术工种，尤其是传统的技术工种，比如电工、焊工、钳工、车工等，身处的工作环境比流水线更脏，劳动强度更大，工伤发生率也更高。从一个新手到一个熟练工，再到一个高级工，没有五年八年很难成才，即使成才以后，他们得到的社会认可度也不高，从落户、孩子入学到继续教育，很少有政策会因为你是一名技术工人而予以优惠。所以，年轻人不愿意走这条路并不奇怪。

这也是高建刚这些年跟学生和家长打交道得来的感受。“我们那个年代招人都是朋友介绍，否则很难进来，现在基本上是求着别人干。从我们学校的招生情况来看，精密工程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高建刚说，从学校过来的学生只掌握了基础知识，开始只能打打下手，做操作工。“我们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说你一毕业就是个人才，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需要积累经验，你接触的材料也好，工艺、设备也好，牵扯的东西比较多、比较杂，需要不断地学习。但现在很多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读了个大专，毕业后上流水线做操作工，那就没什么意义。”

技工的培养需要时间的沉淀，而来打工的年轻人追求的是短期化。如今中国整个制造业的技工缺口越来越大。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的研究，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过去长达1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工业产业虽然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技术工人占比由2000年的11.2%降为2010年的9.8%。近些年常被引用的另一组数据是，在日本的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且这一比例十几年里都没有提高，全国高级技工的具体缺口虽然没有官方统计，但各种研究报告的估计都在千万级别以上。

正在加速往高端制造业转型的苏州，这些年也一直面临着缺少技术工人的难题，尤其是在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等领域，高技能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像IVT这样的职业院校，工业园区也引进了不少，但还是难以解渴。王寿斌说，为了适应现在的产业需求，IVT也在积极调整专业，近几年新设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的专业。但IVT自身在招生方面也面临着压力，受到高校扩招的影响，它们的生源质量有所下滑。

尽管如此，IVT毕业的学生就业从来不成问题。前两年分管过就业工作的党政办公室主任对我说，在每年的校园招聘会上，都是五六个岗位等一个学生。而王寿斌有更长远的忧虑。因为他们统计发现，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头两年，大部分都留在了苏州，但两年以后，留苏的比例下降到不足一半。既然技术人才有巨大的缺口，学校专门培养出来的学生为什么留不下来呢？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强调实践，把教室搬到了车间（黄宇 摄）

在王寿斌看来，政府在引导方面做得还不够，虽然他们对技能型人才培养比以前重视得多，但思维还是没转变过来。“现在很多地方喜欢办职业技能大赛，对获奖者给予大力表彰、高额奖励，但这是一种偶然式的、树典型式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制度化层面的。”王寿斌说，“现在搞人才引进也是一样，我不客气地讲，很多人才计划都是一种人来疯似的做法，要看领导是不是高兴了，甚至不同地方要攀比，你奖一万，我奖两万。”

“不管哪个行业、哪个企业，人才结构都应该是纺锤型的，中间层占大多数。技能人才也是一样的，顶级能手一般都是极少的，特别差的也很少，中间这一层才是企业的主体。”王寿斌认为，如何让中间这些人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才是当务之急。

工人的上升意愿

何建、高建刚毕竟都是少数幸运儿，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在制造业领域沿着不同的路径实现了职业的上升。但对更多蓝领工人来说，这条路实在漫长而曲折，没有多少工人有足够开阔的眼界和足够长久的耐心，帮助自己实现上升。

在高建刚觉得自己错失模具行业爆发的大好时机之时，王海军到苏州却觉得自己的所学无法致用。2009年，王海军第一次来苏州。1988年出生的他也是山东临沂人，高中毕业后，他到青岛上了一所技校，学的是数控专业。毕业后，他被安排去了青岛一家大型工厂实习，干了一年多的操作工，也没找到转岗的机会。他听去过昆山的同事讲，苏州这边的模具厂多，应该可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岗位，于是就到了苏州。

中介给他介绍了几家工厂，但他去了才发现，都不是中介说的那回事，厂里还是安排他去流水线。他觉得自己可能的确需要积攒一些工作经历，就进了一家日资电子厂。干了一年多后，他又跑到工业园区做房产中介，因为这份工作看起来环境好、体面，但只干了一个月，就碰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推出“限购令”，只好又回工厂。这次，在他和面试官的争取下，他终于进了一家德国工厂的数控加工中心。他从基础的打孔、车螺纹开始，到后来能够熟练操控数控机床，将近10年时间，他的工资涨到了七八千元，但是天花板早已显现。他们车间一共有30多个基础技术工，再往上是技术骨干，这些骨干负责设备维修、程序调试，干的年限长，资历老，要跨过他们希望不大。王海军也想过换个工厂，但那时候，他正陷于麻烦当中。

2016年，王海军的妻子听信一个P2P项目的宣传，借钱放贷给别人，想从中赚取利差，最终却亏了十七八万元。对于这个小家庭来说，这是个极大的经济负担。可是为了还贷，王海军的妻子又去别的平台借钱，再次被骗。这让他们欠下了二三十万元的债。他们的孩子也在那时候出生了。王海军白天在工厂上班，下班后就去送外卖，到饭店当传菜员。后来有老乡照顾他，让他帮忙去上传电梯广告，每周传一次，200部电梯，一个下午可以赚200多块。孩子再大一点儿后，妻子也找了家工厂上班。两个人拼死拼活、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才还清了大部分贷款。类似的事件，对如今的工厂工人来说，发生的概率并不小。社交网络上光鲜精致的吃喝玩乐，看起来没有门槛的网络借贷工具，很容易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各种危机。

还贷的问题缓解了，王海军一家又遇到新的问题。2014年，王海军花了32万元在吴中区胥口镇买下一套房子，加上装修总共花了40多万元。问题就出在房子上。因为他们买的是商用房，虽然当初开发商宣称那里是学区房，而且实行民水民电，入住前几年，小区里的孩子也都顺利地在附近的学校上学了，但从今年开始，胥口镇相关部门认定他们属于非法居住，不符合苏州市外来子弟积分入学的政策，拒绝给他们办理积分资格。王海军和邻居们非常气愤，他们一起去镇上、区里跑了好几趟，但都没结果。

能在苏州靠打工买下一套房子，对于第二代农民工王海军来说，已经殊为不易，这本来是让不少工友羡慕的事情。但他现在后悔了，他说自己买房的时候，胥口镇因为地处偏远，房价还很便宜，用这笔钱当作首付，其实可以在附近买一套住宅房。搁到现在，房子至少也值一两百万了，孩子上学也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但他当时不敢贷太多款。

从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技术工人需要时间的沉淀，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黄宇 摄）

王海军邀请我去他家，还叫来了几个邻居，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呼吁一下。房子一进门是一个小厨房，再往里是一个客厅，他们说，每家每户的格局都一样，复式结构，分为上下两层，总共可用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小区一共有7幢楼，住了上千户人家，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很早到苏州来打工、做小生意的人。

王海军夫妻俩现在带着孩子挤在客厅里，楼上的两间房被临时租给了在附近西点学校培训的学员。他给我们搬了凳子，就坐在进门的过道里，旁边的小餐桌上杂乱地堆着一些资料和教材。和身边的很多工友一样，王海军也想通过自考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从2017年到2019年，王海军考完了大专，现在，他正在考专升本，还剩三门最难的课没有通过。但这阵子，他心烦意乱，很难看进去书。

2009年刚到苏州时，王海军落脚在吴中区木渎镇沈巷村。这里曾经是苏州最大的城中村，因为离高新区近，周围工厂密集，房租便宜，很多外地人聚集到了沈巷。在鼎盛时期，沈巷容纳了四五万外来打工者，村中的街巷遍布商铺、餐厅，到了晚上，村子里挤满了人。也是在这一年，工友家园落地沈巷。它的创始人是广西人全桂荣，他厌倦了工厂生活，在沈巷租下一间民房，开了个简陋的公益图书室，免费借书给工友们，后来陆续开展各种工友活动。

王海军那时才21岁，对打工的生活充满了新鲜感。他办了园林卡，下班就去逛园林。他也是工友家园的活跃分子，文学小组的骨干，参与工友通讯的编辑，自己也动笔写了不少文章。在工友家园，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她那时大专还没毕业，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正在苏州的富士胶片厂实习。2015年，他们结了婚，搬到了胥口的小房子里，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安顿下来。

“千万不要低估了年轻一代的蓝领，其实他们的上升意愿是很强的，矛盾在于他们缺乏通道，而且能力受限。”常濛认为，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系统性资源。“虽然现在国家也有职业技能培训专项基金，做了不少培训项目，但还是没有一个特别系统化的体系。假如我是一个饭店服务员，我现在想去换个白领工作或者学门技术，我去哪里学？学费我能不能承担得起？学完了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工作干得不行，被人辞了怎么办？我从哪里可以得到支持？”

中国针对成年人的职业培训是远远不够的。家长们把精力放在了孩子的学校培养上，但是进入就业市场后，一个人能否获得长久的职业发展，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国内大量的教育培训资源都集中在K12（从学前到高中的基础教育）上。这是中国和欧美国家很大的一个差别，欧美国家的职业培训项目很多，差不多有50%～60%是针对成年人的。”常濛告诉我，这样的培训不仅针对蓝领群体，而且涵盖整个职业群体，内容包括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心理疏导等等。“但我们总觉得干这个事low，大家还喜欢嘲笑新东方，嘲笑蓝翔这些学校。但这个事low吗？我觉得一点儿都不。”

王海军现在每个月能有将近1万元的收入，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工厂和兼职占据了。他觉得自己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太短了。他也觉得在工厂不是长久之计，近来在考虑去做点什么小生意。他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去做智能装饰，安装智能晾衣架、智能马桶、智能门锁，他有朋友在做这个，说前景不错；另一个想法是去做家电清洗，因为现在每家每户都会有空调、洗衣机、冰箱、抽油烟机，但很少有人会自己去维护，他有个同事专门做这行，已经干了两年，收入还不错，能在苏州养活一家人。王海军蠢蠢欲动，也顾虑重重。

在欲望和现实之间

沈巷的命运即将走到尽头，村里的拆迁已经开始，大片的民房被推倒。当我第一次去工友家园拜访时，留在那里值守的，只剩下叶忠林一个人。全桂荣在去年结束了自己在那里的全职工作，重新回到了工厂。关于沈巷和工友家园的未来，他们都很悲观。

工友家园在沈巷村主街道一栋民房的二楼，面积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外面的一间被改造成图书室兼活动室，里面还有一个房间放了一张乒乓球桌。叶忠林说，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打乒乓球了，以前每到晚上，这两个房间都挤满了人。

“工友家园”现在的负责人叶忠林（黄宇 摄）

大约是从王海军搬走那年开始，随着智能手机在各个年龄段的工友当中开始普及，工友家园慢慢冷清下来，音乐、文学等小组也一个个解散。与此同时，工友当中陷入各种传销、网络诈骗、杀猪盘的人倒是越来越多。

王海军在工友家园认识了比自己大20岁的张海涛。因为前些年，张海涛凭一己之力给两个女儿争取到了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以及让工厂为几个亲戚补上了十几年的社保，这些事迹让王海军对张海涛很是敬佩。

张海涛有三个女儿，后两个都是超生，而且张海涛没缴足社会抚养费，教育局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她们入学。但张海涛不认这个理，虽然他学历不高，看起来老实巴交，但爱琢磨，在工友家园图书室看的书、参加的小组讨论等在他的这场抗争行动中似乎派上了用场。“孩子的受教育权是独立的，跟父母的籍贯、种族、财产状况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法律能凌驾于孩子的受教育权之上。”那是6年前的事了，张海涛仍记忆犹新。那阵子，他下了班就往区里、市里的教育部门跑，要求给自己的孩子办理入学资格，最后把局里的领导也给惊动了。据旁人讲述，张海涛那段时间张口就能引用《宪法》《儿童权利公约》，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引述的这些条文，还是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总之，他最后成功地把两个女儿送进了公办学校。这在沈巷成为一时美谈。

张海涛196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小村庄。20年前，他第一次来苏州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如果不是妻子怀了第二胎，张海涛或许不会这么早就出来打工。初中念完后，张海涛依照农村人的惯例，也学木工、泥瓦工，到农闲的季节，就去给别人家盖房。20来岁的时候，张海涛跟着老乡去过扬州、北京，辗转在各个工地之间，对北京的很多地名，如首都机场、西单、来广营等，他还记得很清楚。

张海涛是人们所说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是真正横跨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一群人。一年当中，张海涛有一半时间在农村种田、养蚕，另一半时间在外打工，穿梭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但那时候，城乡差距还没拉开，年景好的时候，张海涛养蚕的收入比在城里打工的收入还高。上世纪90年代，他用卖蚕丝的钱给家里盖起了一座新房。第一代农民工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流转，绝大多数都有土地耕种的技能，但他们的下一代早已彻底脱离了农业生产。

随着产业升级，工业机器人在很多领域实现了对人工的替代，也催生出许多机器操作相关的岗位（黄宇 摄）

2000年的时候，农民工从苏北到苏州来打工已经成为潮流，苏北很多地方都开设了专门的客运线路。顺着这条线，张海涛带着妻子来到苏州，投靠了同乡。那年头找工作不容易，他考虑过种蔬菜，后来去老乡开的饭店帮忙，在那里，他通过来吃饭的老乡，找到了第一份工厂工作。那是一个新开的家具厂，规模不大，老板是从美国回来的硕士，产品也卖到美国去。他的岗位是金属打磨。这是个重体力活儿，需要搬金属块，树脂材料打磨出的粉尘污染也很大——这是他后来听收音机才知道的，这东西吸多了容易得尘肺。

在苏州的21年里，张海涛只换过三家工厂。第一家工厂因为工资不升反降，他只干了两年；第二家工厂他待了10年，倒闭后才离开；第三家工厂他待了8年，如今还在那里工作。

我第一次在工友家园见到张海涛时，他刚从第三家工厂下班，穿着工装，两鬓已经斑白。他的工装是蓝绿色的，左边胸口上有针线缝制的工厂名字，让人一眼就能知道他是哪个厂的。这家工厂是做五金的，离沈巷不远，规模很小，只有二三十人。小厂的环境差一些，工资待遇也不如大厂，但管理相对宽松，逢年过节家里有事想请个假，老板也能通融，所以这里的工人大都是有家室的中年人，稳定性倒比那些大厂强。不过，在木渎镇一带，这样的中小厂正在陆续关停——它们最先开始承受劳动力缺失及成本上升的代价。

张海涛年轻的时候只顾埋头干活儿、养家糊口，人过中年后却不安分起来。智能手机的兴起，突然将张海涛们推入一个广阔而自由的世界，他们看到了很多阶层上升的希望，但一趟趟折腾下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各种骗局的受害者。张海涛这些年做过微商，卖一种宣称可以防近视的笔，100多元一支，可一支也没卖出去；他还炒过比特币，买卖一种叫“通证”的东西，结果公司老板去年被抓；他还参加过营销大会，然后一身西装回到沈巷，吓坏了叶忠林他们；后来，他又陷入了一个听上去很正能量的传销项目，好几次跑外地去听课。张海涛声称自己在这些项目里只亏了三四万元，但周围人对此表示怀疑。这些都是他在2017年拥有了第一台智能手机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也导致了他和妻子、女儿的关系恶化。

张海涛最近正忙着上课，似乎这次回归了正途。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培训班，打算考个焊工证。这不仅是工厂岗位的需要，也是他自己想提升。“培训一共六天，上四天课，自学两天，第六天考试，一共要刷200个课时的视频，做1800多道题。”张海涛生平第一次因为考试而如此紧张，他现在倒有点后悔年轻时没好好学门技术。

张海涛53岁了，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如此了，他把希望放在了三个女儿身上。他的大女儿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年过三十，读了师范学校，回老家县里考过教师编制，但没考上，现在在苏州一家教育机构做老师。二女儿和三女儿虽然都是在苏州出生长大，也在张海涛的坚持下进了公办学校，但学习成绩并不好。二女儿去了无锡一所职校，学的是物联网专业。这是张海涛给她选的，因为他认为这是个新兴行业，“感觉尖端一点儿，时尚一点儿”。老三还在上小学，她成了张海涛最后的希望。前几年，他和大女儿下了班，一有空就给老三辅导功课，但老三的成绩不升反降，已经滑到了班里倒数几名。

“你愿意孩子跟你一样进工厂打工吗？”有一次闲聊的时候，我问张海涛。“这个很难说。如果没有更好的出路的话，有这个可能。”他顿了顿，又补充说：“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父母习惯了这种打工生活，小孩子可能也有这种思维模式。如果他的父母是商人，孩子就不会考虑去工厂打工。你说对吧？”

来源：张从志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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